2017年11月29日（星期三）中午11点，哲学与法政学院“协同治理与社区建设”工作坊团队在我校文科大楼908举行了今年第四期午餐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由吕同舟博士主持，陈洪杰、容志和王礼鑫主讲，李泠烨、周立民、陈洪杰、王礼鑫、吕同舟和张振洋担任评议人。工作坊团队部分成员以及研究生同学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第一场研讨由陈洪杰报告论文《法律国家主义的困境——一个关于“秋菊/李雪莲”的知识隐喻》，李泠烨、周立民进行评议。在报告中，陈洪杰提出，多年前，苏力提出了“秋菊的困惑”，而这些年来，千千万万个“李雪莲”却被大量地生产出来。这是个有趣而需要解释的问题。关于“李雪莲”，陈洪杰认为，很多时候群众选择上访并不是因为法律不公正，而是试图以法律不公正为名谋求国家主义的干预。这是群众基于对国家与法律关系的认识而建构的策略。他指出，“秋菊”、“李雪莲”并非是截然不同的角色，二者反而都是在观察体制的运作以建构行动策略的。在这种意义上，“秋菊”就是“李雪莲”。他因而提出，国家法律实践的深层问题不再是国家法律“再入”的焦虑，而是无法“退出”的乏力。这要求国家不但要“建设法制”，更要“让社会运转起来”以构建“国家进退自如”的社会治理能力。
李泠烨肯定了该论文的写作思路与研究方法，同时提出两大问题，其一，“秋菊”、“李雪莲”都是农村故事，是否能说明国家与社会的复杂性？其二，因国有体制是我国的一大特色，能否找到一个在国有体制内发生的故事扩充国家法律主义的论述？周立民评议时提出三点建议，其一，文章所谓“个人主义的视角”，可再斟酌修改；其二，第一章章名为“法律作为社会交往机制”，但从文章的论述来看，法律可能并不是社会交往机制本身，而是影响社会交往机制的一个因素，章名可再斟酌；其三，法律国家主义的困境一直存在，可再进一步扩充在我国特殊的背景下如何构建“进退自如”的社会治理能力。
第二场研讨由容志报告论文《外部回应抑或内部控制：市民服务热线的发展逻辑探讨》，陈洪杰、王礼鑫进行评议。在报告中，容志简单梳理了论文的思路。该论文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地方政府如此偏好公共服务热线？并愿以地方财政甚至更大的成本来运维服务热线？该论文认为市民服务热线的发展，表面上看是信息技术和网络机制的发展和普及，促进服务需求表达渠道的更新换代，其实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通过技术手段突破官僚体制内在的结构阻滞效应，提高需求表达的顺畅性和有效性。他认为，推动市民服务热线从行业型热线到市长热线再到“中控式”热线内在变化的逻辑，不仅仅是外在的回应，实际上是在回应的过程中确实遇到很多官僚体制内结构性的问题，因此，政府领导人尝试采取这种方式来缓解或化解这种结构性矛盾。
陈洪杰评议时指出论文对市民热线的发展有两个方面的解释，一个是回应，一个是建构内部管理体制的工具。除这两方面的解释外，可增加第三维度的解释——效率，去比较不同的公共服务需求表达路径的有效性。王礼鑫指出该论文有很多创新点，如对市民服务热线发展的梳理、“中控式”模式概念的提出等。另外，希望更加明确理论对话对象等。
第三场研讨由王礼鑫报告论文《国家政策管理能力：十八大以来的提升及其基本经验》，吕同舟、张振洋进行评议。该论文提出国家政策管理能力的概念，提出包括政策议题并行处理能力、政策方案优化能力、决策合法化能力、政策有效执行能力、政策变迁与适应能力等方面。他还对我国民主集中制下政策管理能力的演变、发展等进行了分析。
吕同舟评议时指出该论文提出的政策管理能力从环节上界定的较为清楚，但其主体是谁界定的较为模糊。论文在论证十八大以来，我国政策议题并行处理能力、政策变迁与适应能力得到提高使用的案例等说服力还不是很强。张振洋评议时认为该论文试图在学者与公共管理实践之间构建一个桥梁，使研究更为接地气。政府应当具备平衡响应的能力，但实际往往呈现不平衡的状态。张振洋指出文中的政策合法化能力主要讨论的是体制内的合法，而老百姓心中的合法化也是可以讨论的一个方面。对于政策有效执行能力，张振洋指出“不折不扣”与“因地制宜”之间实际存在矛盾，文章可进一步说明这种张力是如何消减或不影响政策有效执行能力。
自由讨论环节，陈洪杰、容志和王礼鑫回应了评议人的疑问，李辛、周幼平、冯猛等老师分别就三篇论文发表了看法。
吕同舟博士总结研讨会时认为，本次午餐研讨会的三篇文章既有以故事的形式探讨法律国家主义，也有以公共服务热线为对象来理解地方政府逻辑，还有围绕国家政策管理能力的概念与内涵进行的研讨。一方面体现了应用文科对现实问题的追寻，另一方面体现出学者对于人类终极命题的探求。各位老师充分的研讨展现出了学科交叉和思维碰撞的魅力。
（撰稿人：2016级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冯煜。涉及报告人、主持人、评议人发言等，均未经本人审定。特此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