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6日晚，“上师法学纵横谈之懂‘点儿’法学通识”学术沙龙依托腾讯会议平台召开。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黄涛博士、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吴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杨天江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姚远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马华灵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法律系讲师钱一栋博士与80多位听众围“云”夜话，共谈法学通识教育诸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刘振宇博士主持本次讲座。
黄涛老师开宗明义，近年来，通识教育模式在越多越多的中国大学中得到推崇，但纵观发展，哲学、文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都参与其中，唯独法学“置身事外”，这不能不认为是一种“遗憾”。毕竟，一方面，当法律人进入到社会之后，所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案例，而非冰冷的法条；如果只懂法而不懂人，或许可以日进斗金，但却无法宁静身神。另一方面，具有专业技术知识的法学人，在建设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也要懂些“法的精神”，才能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而所有这些关于“法治精神”的探究，都离不开对通识类经典的研读。
吴彦老师赞同法学教育本身应当成为通识教育的观点，强调法律技术是法学成为体系性学科而非人文教育的核心要素，这也是为何常有人将“法者”和“医者”并列比照的原因，前者致力于解决纠纷使社会关系恢复常态，后者致力于解决疾病使人身健康恢复常态；但法学教育不同于职业技术培训，作为大学教育的一部分，它不仅仅培养富含技术的法律职业共同体，还应当肩负起培养具备反思思维的法律学者的使命。恰如努斯鲍姆所言：“在法学教育中的培养人性”。
杨天江老师指出，在大学法学专业业已普及化的时代，考虑到教学资源的不平衡，标准化教学和阅卷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一种趋势，因为它可以保障学生们拥有基础的法律技术，进而谋求一份安身的工作；可是，如果仅限于此，便无法处理“立命”之问，毕竟，一旦到了社会上，就不再有适合于“所有”人的“标准答案”。于是，法学通识教育的开展，不能拘泥于既有的教学体系，比如法理学或其他法学知识，而应当超越学科界分、超越国别限定，借鉴古今中外，恢复法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的地位。
姚远老师结合自身学习、教研经历，娓娓道来什么是他眼中的“真正法律人”：他/她以法学为基础构建自己的三观，以更加宏观的视角去思考法律对人类思想和人类文明的作用与价值。作为法学教育工作者，应当思考教育的目的以及国家对法学教育的整体规划，帮助学生培养以法学视野为基础的、向外学习的能力。为此，他坚持在南京师范大学开设全校通识选修课，带领非法学专业的学生经由“法律之门”进入不同学科的神秘乐园。
马华灵老师认为大学教育的重点应当是能力的训练，而目前的本科教育多是知识的灌输。正是这种“枯燥的技能授业”让他从“亚洲最大法学院”本科生“转会”，一路“漂泊”到“东中国正常大学”历史学系。因此，当他自己走上讲台的时候，坚持不用固定教材讲授课程，希望通过课堂加强与学生沟通，破除学生对老师个人、教辅教材、标准答案、知识谱系的神话，培养学生对学习方法的掌握以及进入全新知识领域的能力。
钱一栋老师就“教科书问题”和马华灵老师展开商榷。对于法学本科学生甚至研一学生而言，教材还是相当重要的。不过，教材的意义确实不在于对知识的灌输，而是通过阐述学科的边界和限度，引导学生进入这一学科的领域。一方面，我们或许不得不承认，通识教育对于法学学生提升法律职业技能的作用不大。但另一方面，职业化的坚守者或许也不得不承认，通识教育对于法学学术研究和立德树人具有很大的意义，它能够帮助学生在了解其他学科后深入地反思本学科内容，造就反思性人才。
六位嘉宾老师在论证法学教育与通识教育相关问题时，皆是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展现了自己雄厚的学术底蕴。各位老师间观点和学识的碰撞对与会旁听的学友、师生启迪颇多，将本次沙龙实质上演化成为了法学通识教育的入门“第一课”，从懂“点儿”出发，反思法学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沿着“懂”的方向和进路，探寻“现代人”“法律人”“法学人”的重叠共识。